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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长这一年_新闻中心_新浪网三亚赌城

文章来源:三亚赌场 更新时间:2019-07-14 22:45

  三亚赌场搭班子、建团队,乃治国第一要义。在以深化改革为主题的“习式棋局”中,省府班长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角色:既是主政一方的CEO,更是改革政策的直接落实者。他们,如何顺应改革之势?如何擘画改革之道?如何施展改革之术?借全国两会这一政治节点,新浪网联合大公网推出《省长这一年》特别策划,梳理省长的执政思路、运筹谋略,全面解析中国政治版图上省府班长的势、道、术。[评论]

  中共十八大之后的2013年,被本港媒体标记为“习式棋局”的第一年。这一年,既有国务院等国家层面人员架构的落定,更有国安委、深改组这两个超级机构的浮出及其领导班子的成型;在地方层面,延续中共十八大和全国两会之后的人事布局,七位省(市)委书记履新,而省府大院则有八次换岗。

  搭班子、建团队,乃治国第一要义。在以深化改革为主题的“习式棋局”中,省府班长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角色:既是主政一方的CEO,更是改革政策的直接落实者。他们,如何顺应改革之势?如何擘画改革之道?如何施展改革之术?这一切,决定着其CEO的作为,决定着其为官一方的积淀,更决定着中国这艘改革新航船的航速与航向。

  因此,大公网借全国两会这一政治节点,推出《省长这一年》特别策划,梳理省长的执政思路、运筹谋略,全面解析中国政治版图上省府班长的势、道、术。

  无论是孙中山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还是蒋经国的“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亦或习的“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改革(西方别称Change),不仅是一个历史名词,更是一个具有现实感的政治语汇。

  自十八大以来,以习为总书记的中共高层,无论是习总书记首次离京视察即选择深圳,还是设置最高层级的中央深改组,改革已成为本届高层的头号议题。

  作为主政一方CEO的省府班长,如何理解、如何执行改革这一头号议题,成为观察改革战略在地方落地的一个重要指标。湖北省长王国生即宣称“为深化改革抢占先机”;贵州省长陈敏尔则强调“一马当先抓改革”,并表态“要做改革的马前卒、不做改革的钉子户”;而作为目前最年轻的省长,陆昊早在其18岁时,即作为学生代表出席一个当年高规格的政治会议上表态“不做改革旁观者”……

  如果将观察中共政治发展的时间轴扩展至未来五到十年,那么目前这31位省府班长中,未来的仕途走势也必然与改革有着直接关联。对省府班长来讲,如何执行中央既定的部署,仅仅是第一层面;而更高的层面则是,随着中共全盘改革的铺开,各种可预料或未可预料的、浅层次的或深层次的困难,料将逐一浮出。诚如陈敏尔所言,“要做改革的马前卒”,在面对错综复杂的改革局面之时,中央确需一些试错亦或试对的“马前卒”。在这场改革大局势中,谁先“试错”或“试对”出一些有益于中央开展全盘改革部署的成功经验,诸如此前的“浙江经验”等,其在未来的仕途锦标赛中料必占据更加有利的位置。

  因此,改革之大势,如何执行、如何落实、如何创新、如何出彩,成为观察中共省级政治生态的重要指标。

  何为道,即规律、方法或者路径。落实到中国省长层,则是一种方法论——如何打通中央政策与地方建设的渠道,是为“悟道”。

  中国省长位于中国治理体系的中介层,属于上传下达的枢纽。省长既要懂政策,还要向中央要政策。省长们既要充分洞悉中央政策的意涵,也要认识到本省省情的独特性,并将二者结合。唯有如此,才能借力打力,用中央之势塑本省发展。这种结合的过程就是“悟道”。

  在中国的政治话术中,在政策描述中往往措辞模糊、表达暧昧。这种话术方式是一种高明的政治技巧。中国情况复杂,各省都有自己的特殊性。因此严格限定并不是好事情。基于此,模糊空间反倒给了各省省长们放开手干的空间。如何理解并用好模糊地带就是对省长们悟道能力的考验。

  “术”与“道”、“势”一起构成了省长执政思维的体系。“势”是立体的,“道”是面,而“术”则是点。在识势、悟道构筑的认知基础上,才能用好“术”,完成“借力打力”与发挥潜力。

  在“用术”层面,31个省长会画出31条不同的执政脉络,即便是同一省份,不同的省长“用术”的力道和方向也会不同。因为,在“用术”层面,不仅与识势和悟道有关,还与不同省长的政治禀赋有关。政治禀赋则与官员仕途经历、学术背景等因素有关。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具有高学历的官员充实到队伍之后,这一特征更为明显。学校的气质与专业气质将会深刻的影响省长们的思考方式。

  这种政治禀赋决定了省长在何种程度上认识本省省情、调动的资源以及如何设置本省的问题单子等等。具体而言,就是技术官僚出身、央企领导、京官和地方磨砺官员在用“术”上的差别。在某种程度上,省长会充分将自己的政治禀赋优势发挥出来,并以此作为本省治理的主要脉络。

  上述政治禀赋的影响,在郭树清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作为出身于国家金融体系的技术官僚,搞经济无疑是郭树清的优势。另一番,不仅是山东,每个省都会把“搞经济”视为一种“刚需”。因此,郭树清便以“搞经济”为主线勾画自己的执政脉络。

  政治禀赋也给予郭树清更多可以调动政治资源。作为常年深耕金融体系的郭树清,其通过要人和要政策,将自己的优势转化为发展山东经济的优势。在启动“山东金改”后,郭树清便从中央要来来了“金融副市长”——“中央金融部门和企业将选派30名干部到山东挂职,山东省每个地市将配备一位懂金融的副市长,而山东省也将选派34名干部到中央金融部门和政府挂职”。

  政治禀赋的优势同样也在另一位“京官”谢伏瞻上,其主政河南不足一年,但也能快速上手打出一副鲜亮的执政牌。谢伏瞻长期服务于中央的经济智囊部门,这构筑了他的政治人脉,也塑造了他的思考范式。

  在不足一年的执政时间里,谢伏瞻得到了中央层面的支持——《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发展规划(2013~2025年)的文件得到国务院正式批复;确立了塑造“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为主线的经济治理思路。

  于陈敏尔这样在地方官场浸淫的高官,他们的优势在于充分的调动资源完成“借力打力”的政治动作。相比“京官”,他们领悟中央精神和对局势判断的能力并不弱;而由于浸淫地方官场,谙熟地方政治又成为了他们在“用术”上的政治禀赋。借此他们可以完成地方政治与中央政策的良好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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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内地大多数民众和媒体来说,2013年最值得关注的一件事莫过于三中全会的召开,其中会后公布的《决定》如一道决令符指引了未来中国的航向。在经过舆论短暂的热议后,两位地方大员突然备受关注,只因二人的双料身份——《决定》起草组成员和三中全会宣讲团成员。本文的主角黄奇帆便是其中之一。

  按中共的政治惯例,一般身加此双料身份的人非地方大员所能,除了近身中南海的智囊外就是各重要部委的内阁成员。此次黄奇帆破常规的入选在内地政情分析师看来是一个政治风向标,以此明示黄奇帆从“薄王事件”的负面阴影中全面脱离,亦是中央层面对黄奇帆本人和重庆改革探索的再度肯定。

  黄奇帆,今昔62,离常规正部级退休时间仅隔三年。跨越沪渝两地仕途,上海历经、、、黄菊时代,赴渝后又经历了、黄镇东、汪洋、、及现今的孙政才主政时代。此间,仕途虽小有劫波,遭遇各种飞短流长,但一路拾级而上,在58岁时身跨正部级行列,正式成为西南重镇重庆的行政主官,十八大上晋升中委成员。

  黄奇帆以其非凡的“经济才能”在官民两界斩获不少好评,有着“经济发明家”、“金融市长”的称号,是公认的治经能手。他有着极强的数据处理能力,对数字敏感,熟稔资本市场。在上海浦东开发区的经历为其赋予了更多创新开放的意识。为了主政地的发展,他另辟蹊径,善破陈规。

  作别复杂的2012,黄奇帆在2013年1月31日伴随着猜测和质疑声连任重庆市长。作为负责经济运行的主官,在“习李”的改革元年他躬身亲为,进一步夯实了重庆作为“中国内陆开放高地”和“新亚欧大陆桥头堡”的地位。

  过去的一年,黄奇帆的脚步几乎没有停歇,在重庆会见各类商业精英,赴本港拜访政商两界的要人,目的只有一个:为重庆“引凤”。

  4月,黄奇帆在本港拜会了梁振英、张晓明及李嘉诚等十多位政商要人,主要介绍城市建设、工业投资、商贸流通、金融融资等领域。与张晓明会谈时黄奇帆风趣地说“香港地产商中超过80%已落地重庆,且都有钱赚”,他也承诺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离港时黄奇帆收获不小,双方将在渝新欧战略大通道、利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房地产、城市管理互动交流等领域进一步合作。而在2012年,港资在重庆的外资占比中已经达到了60%。

  在台商投资大陆地区排名中,重庆位居第四,同时也成为首批“台湾同胞申请设立个体工商户”开放城市,同在4月,黄奇帆亲临台湾百货巨头新光三越落户重庆签约仪式。

  极力吸引港台资本的同时,黄奇帆马不停蹄地会见各全球各路商业精英,包括福特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艾伦·穆拉利、NEC集团会长矢野薰、普莱克斯公司全球高级执行副总裁泰斯高等。

  黄奇帆屡次表示,重庆的投资环境定会更好,在许可的范围内,重庆都执行最低的税率,对入驻当地的企业实行15%的所得税,保证重庆成为内陆各种税费较低的地区。

  值得称道的是,重庆每年都会开一次“市长国际经济顾问团年会”,众多世界500强CEO为重庆的发展建言献策,至2013年已经举办了八届。在此次会议上黄奇帆表示,重庆引进外资八年翻十倍,顾问年会功不可没。众所周知,黄奇帆个人号召力也是这个年会成功的必备器之一。

  重庆依江而立,依山而建,地处内陆、山水阻隔,区位条件与沿海有天壤之别。在此条件下,如何更快速发展经济便成了市长黄奇帆的首要任务。

  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便是重庆发展的一个突破口,在前几年建成惠普笔记本电脑出口制造基地及富士康产业基地之后,近年重庆又引进了东芝、华硕、思科、宏基等品牌商,还吸引了几百家零部件制造企业落户重庆。目前,重庆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通信设备以及服务器、路由器的制造基地,产量占到全世界的1/4左右。基于此,未来重庆将可能形成上万亿元庞大的电子产业集群,西部老工业基地将会在结构上有一个相对完美的调整。

  在加工贸易上的创新也值得一提,向价值链上游拓展,占据加工贸易“微笑曲线”的两端(研发和销售),即尽可能多的留下高附加值的环节。另外建立整机加零部件生产的全流程产业链,推动水平分工变为垂直整合,降低物流成本。

  作为浦东开发区的参与者,黄奇帆始终报有“新区情结”,而且事事也向上海学习。自贸区也不例外,在上海获批设立自贸区之前,重庆已经构思自贸区,在研究阶段,黄奇帆亲自主持课题,但迄今在官方层面还没有明确的启动申请。不难想象,重庆离挂牌自己的自贸区不会久远。

  中国过去30多年的开放是先沿海再中部、西部,因此,东西部出现了因开放带来的经济成果的差距。黄奇帆认为,开放是一种文化观念,是一种制度安排,是一种体制机制。既然是文化观念,同等开放,内陆的人和沿海的人可以一个观念,也可以不同观念,只要你接受开放的文化,就可以有同一个观念。

  在国企的改革上,国企管理的重心从资产管理移向资本管理,用市场化的方式补充国有企业资本,释放效率和活力,确保资本的回报率,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

  地票制度,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还有公租房的改革,农村“三权”抵押融资的改革,所有这些改革都合力变现为重庆发展的生产力。

  丝绸之路经济带进一步带动重庆的改革和开放动力,也成为内陆重庆改变区位条件的重大机遇。以“渝新欧”为标志的重庆大物流交通体系也为开放进一步奠定了物质基础。在未来,重庆将强力推进中国第三个国家级新区“两江新区”的开发开放。

  在黄奇帆的眼里,开放是一个市场经济命题。它的内涵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配置“两种资源”,推动本国或本地生产发展、贸易扩大、人民生活改善。这既需要“硬件”设施互联互通,也需要“软件”的制度安排来协调国家之间千差万别的文化、规则、法制。从这个意义上讲,开放既受不断变化的区位条件的影响,更受制度安排和基础设施的影响。

  《改革完善企业股本补充机制,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国企改革的核心是市场化资本补充机制》、《牢牢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广大人民群众“住有所居”——解析重庆市土地及房产管理20条规定》。以上是2013年以黄奇帆署名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

  “工农兵学员”出身决定了黄奇帆知识结构的先天不足,然而,在后天的从政生涯中,他几乎总能成为别人的榜样,对新知识的吸纳和消化让身边人惊叹。

  他的职业决定了他要不停地思考,不停地学习,不停地回答各种媒体刁钻的问题,然后将知识转化为执行力。

  早前,曾屡次盛传他将出任证监会主席,最近又盛传他要出任中央深改组办公室主任,这两个传闻本身或许就是对他自身思考和学习的一个嘉奖。

  高科技产业相对稀缺,与此相应的高科技人才引进困难,以制造业为主终不是长久之计。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曾经说过,上海给重庆的最大贡献是送来了一个资本市长黄奇帆。于黄奇帆在重庆的13年时光,于重庆未来的无限岁月,这句话在目前看来是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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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8日,中共贵州省委机关报《贵州日报》在头版发表题为《“赶”出加速度“转”出新天地》的综述性文章,就国发2号文件下发两周年的贯彻落实情况进行全面总结。

  国发2号文件、贵安新区、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一系列关键词勾勒了贵州两年来经济发展的大脉络,也绘就了省长陈敏尔履职贵州两年来的施政画景:以国发2号文件为总纲领、以贵安新区和长江经济带为双引擎,按照生态文明这一红绿灯的指引,有着标准浙派风范的陈敏尔,在贵州高原上掀起了其仕途的又一个新波峰。

  作为全国唯一一个不临边、不临海、不临江的内陆省份,贵州一直以来经济发展较为滞后,与江浙沪等省市区“经而优则仕”的政经地位相比,贵州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洼地、同时在中国的政治版图中也处于相对低洼的位置。在如此的政经格局下,贵州经济发展一直缺少可以统领较长时间段的总纲领。

  2010年8月,时任黑龙江省长的栗战书和江苏副省长的赵克志,同步空降贵州,成为贵州新一届的党政搭档,为贵州经济发展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政治机遇期。经过将近2年的贵州各地调研、与中央领导层及各部委的沟通,2012年1月,栗、赵搭档为贵州争取到了来自国家层面的最高政策支持:2012年国发2号文件,即《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在国发2号文件下发的同时,陈敏尔于2012年2月自浙入黔,在不到一年的实习期后正式执掌省府。

  国发2号文件的核心,是中央层面从政策和项目两个维度,全面支持贵州的经济发展。政策方面,从财税、投资、金融、产业、土地、人才、对口支援等七个方面提出了119项支持贵州加快发展的突破性政策,并明确对贵州实行差别化产业政策;在项目方面,文件明确了在贵州省实施的试点13项、示范15项、重要规划10项和重大工程项目176项。

  有研究中国区域经济的学者指出,如此内涵的文件,至少可支撑贵州未来10年左右的发展。每一项政策和项目的落实,均将在未来5-10年、甚至更长时间发挥效益。这一文件,构成了贵州经济发展的总纲领。

  在这一总纲领之下,则是贵州经济发展的两个引擎:贵安新区和长江经济带。贵安新区在上述国发2号文件中被明确提及,并最终于2014年1月获国务院批准成立,系第八个国家级新区。国务院在2012年的一份国函批复中,将贵安新区定位为新一轮西部大开发重点建设的五个城市新区之一,其核心目标是建成装备制造业基地、资源深加工基地、绿色食品生产加工基地和旅游休闲目的地,区域性商贸物流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最终成为黔中经济区最富活力的增长极。长江经济带这一概念早已有之,而此番则是在有关高层的协调之下,将原本未直接濒临长江的贵州纳入这一经济带,以借助群体效应,带动贵州经济发展。

  贵安新区与长江经济带,分别从腹地和外围,构成了贵州下一轮经济增长的双引擎。学者预计,这两个经济概念,料将驱动贵州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经济增长。

  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生态文明这一“红绿灯”也同样重要。尤其在全国广泛遭遇大范围雾霾天气的时候,贵州则掌握了红绿灯的评判权: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于2013年1月获批,系目前国内唯一聚焦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级论坛。在2013年的年会上,习主席亲致贺信,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张高丽出席论坛并发表开幕致辞。这一高规格的政治安排,彰显了高层对生态文明的重视,同时也为贵州占据生态文明话语权制高点奠定了根基。

  手握总纲领、发动双引擎、拥有经济发展红绿灯的评判权,贵州新一轮经济增长的脉络渐趋成型,陈敏尔执导下的贵州经济画卷日益清晰。

  陈敏尔2012年2月调任贵州,是年底接替赵克志出任贵州代省长,2013年一月转正。正式执掌贵州省府一年来,陈敏尔发挥其个人浙派官员的特长,经济施政紧密围绕上述总纲领、双引擎与红绿灯。

  早在2012年年初,陈敏尔与国发2号文件几乎同步到达贵州。梳理官方新闻稿,《贵州日报》于2012年2月10日发布陈敏尔履新贵州的消息后,陈于6天后首次以“贵州省委副书记”身份出席的第一个会议,即强调贯彻落实国发2号文件。在这次以“党建”为主题的会议上,身为副书记的陈敏尔作为出席此次会议的最高层级官员,要求“(党建工作)为贯彻落实国发2号文件提供坚强保障”。

  在贵安新区方面,据不完全统计,陈敏尔迄今已三次到新区视察,其中两次系与省委书记赵克志联袂调研,可见贵安新区在其工作日程中的重要地位。有关长江经济带,陈敏尔更亲力亲为,于去年底出席发改委、交通运输部联合调研组在贵州进行的长江经济带调研座谈会,就贵州纳入长江经济带积极表态争取更多支持。

  每一项政策的落实、每一个项目的落地、每一县市的调研,陈敏尔的上述贵州实践,契合了贵州进步的现实之需和国家发展的未来之切。贵州作为中国经济排名较为靠后的省份、同时也是多民族聚居区,其经济发展状况不仅关乎中国这个大经济体的健康和平衡,在强调大一统的政治背景下,更关乎政治层面的同步向前。陈敏尔这位带着浙派风范的省府班长,以一种接地气的方式,践行着这一重大的政治经济命题。在去年5月,贵州丹寨县与浙江绍兴县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陈敏尔以省长身份会见绍兴县委书记——绍兴,是陈敏尔的家乡,其仕途的起点站——自1981年开始,直至1997年陈敏尔以绍兴市委常委、绍兴县委书记身份调任宁波副市长。

  以绍兴为起点,陈敏尔从基层的学校宣传干事起步,直至浙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经历了、习和赵洪祝三任省委书记——这样的职业积累,即使在今日的60后正部级官员中,也极为罕见。今日施政贵州,让其浙江经验、浙江风采找到了最为契合的施展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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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青年团“高级园丁”到主政一方的省府班长,陆昊在2013年完成了政途的一次实质性跨越。

  以“65后高官”的醒目标签,陆昊的政途颇受瞩目。无论北京市副市长、团中央,还是在去年两会后履新东北,执掌黑龙江省府,均是在书写一个个“最年轻官员”的纪录中走过。这一“规律”能否在将来继续伴随他,主政黑龙江期间做出什么成绩将成为最关键因素。

  作为共和国老工业基地,黑龙江经济无论总量还是结构,在大陆省域经济体中排名都比较靠后。气候、煤油、森林、边境等自然区位条件,是决定黑龙江发展方式的重要因素;也正是受限于自然因素,黑龙江经济一直未脱“老工业”标签,而且由于思想观念“醒得慢、起得晚”等多种原因,并没有抓住、用好政策机遇,化解包袱、乘势而上,发展速度始终远远落后于东部发达省份。

  经济学硕士出身,拥有高级经济师头衔,年仅46岁(2013年履新时),这位备受海内外关注的“政坛新星”,在两会后接过治黑重担,开始了主政地方之路,也成为内地最年轻的省府首长。

  但这一年,陆昊过得并不轻松。经济下行压力、深化改革阻力、重大自然灾害等,诸多因素考验着这位初来乍到的“年轻干部(陆昊语)”。尤其下半年的罕见暴雨,不仅给黑龙江经济社会造成巨大损失,而且牵制陆昊至少三个月的精力,制约着他“甩开膀子、大展拳脚”。

  抵黑后,陆昊极为低调、务实。从媒体报道看,陆昊频繁与中外政经代表团会晤、参加推介洽谈会、到地方考察调研。从零散的媒体消息,可以初探陆昊按照“一张蓝图绘到底”的要求,谋划提速、加劲推进黑龙江“项目立省”的经济发展路径。

  履新4天后,陆昊在省府全体会议上明确要求,充分挖掘区位优势,刻画主体产业;强化产业发展路径;保持三大产业发展总目标,狠抓项目、培育企业家。这是陆昊首次就省府工作作出具体部署,“狠抓项目”这一工作要求,成为他抓经济、促发展的核心理念。

  “各地要因地制宜,狠抓产业项目建设,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一个月后,陆昊到绥化和伊春调研期间再次要求“狠抓项目”。在此后的多次省府会议和基层调研中,陆昊俨然成了推广产业项目的“项目经理”。“狠抓项目”的要求,也在他此后多番视察讲话和会议指示中频繁出现。

  “项目立省”战略构想的提出,是黑龙江省未来五到十年的规划蓝图。其中,最大的项目集群,是2013年3月以来陆续上升为国家战略的“五大规划”(推进实施大小兴安岭林区生态保护与经济转型规划、黑龙江省“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黑龙江和内蒙古东北部地区沿边开发开放规划、全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和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五大规划”是陆昊执掌黑龙江经济复苏振兴的基本盘,也是黑龙江利用国家战略的改革红利,“追赶”其他发达省份的“最后一个机会”。

  在推动项目建设过程中,陆昊身先士卒,致力于加强产业项目的基础性工作和与产业界的推介对接。一年来,他把大量时间和精力用在招商引资、招商引“项”中:频繁会见中央部委高官、央企高管,国内外政府和企业代表团,密集到地方考察调研,深入基层企业找问题、出对策。

  在招揽产业项目的同时,黑龙江召开多次专项会议,为项目引进和建设提供营商氛围和政策保障。4月上旬的全省产业项目推进工作会议,要求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决战决胜,打赢产业项目建设三年攻坚战;10月底,在全省产业项目建设工作推进会上,陆昊提醒要坚定产业发展的选择性,第二产业加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合作。

  推动黑俄经贸合作,是陆昊履新后的重要工作方向。以对俄贸易为突破口,陆昊致力于打造黑龙江的第二产业升级版。陆昊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透露,黑龙江2013年对俄投资完成9.5亿美元,增长55%,占全国对俄投资的34.2%,成为陆昊履新头年经济答卷的一大亮点。

  2013年,这位“最年轻省长”带领黑龙江努力找准边疆省份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立足点,以“五大规划”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切入点,致力于用产业项目引领老工业基地实现“逆袭”。

  这一年,黑龙江完成了“十大重点产业”投资发展潜力报告;梳理出30个重点工业产业链;完善“十七条”政策措施;先后在香港、深圳、广州、上海、浙江等地举办产业项目推介活动。

  除了在经济领域的大刀阔斧,2013年陆昊或许还要感叹“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全省轰轰烈烈搞建设之时,一场30年不遇的罕见暴雨突袭黑龙江。抗洪也成了省长陆昊八月份之后最重要的工作任务,此后陆昊的公开活动,多数都是有关抗洪的会议、视察、考察。领导全省抗击重大自然灾害,对这位新省长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无论在北京任副市长还是团中央“一把手”时,都没有经历过此类工作。

  或许是受下半年洪水影响,2013年的黑龙江经济整体表现并不抢眼,8%的GDP增速不仅远低于往年数据,而且在各省份中排名倒数。

  2014年,陆昊肩上的担子依然沉重。从1月份黑龙江“两会”的部署观察,众多产业项目处于基底铺就阶段,从项目上马到转变为经济数据仍需时日。

  尤其在全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全面深化改革起步蓄势形势下,黑龙江作为仅有的两个上调2014年GDP增长目标的省份之一,如何实现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的双重“逆袭”,考验着这位省级“项目经理”的能力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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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年国庆后,18岁的崇左籍壮族小伙陈武进入广西南宁市第一粮库、西平桥大米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此时的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41年后,他会成为广西自治区第十任政府主席。

  2013年4月19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 陈武用41年,完成从工人到广西自治区主席的职位跃迁。

  交通问题,是制约广西这个后发展欠发达地区跨越发展的关键性问题。铁路建设,可说是这一年陈武最关注的工作内容。

  2013年4月22日,陈武就任主席第三天,主持召开广西铁路建设专题工作会议,详细了解影响建设的资金筹措、征地拆迁和外电工程等三大问题,在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同时,面向市场创新融资方式,千方百计保障铁路建设资金需求,全力以赴保证在建项目按计划顺利建成。

  6月15日晚,刚刚结束桂林调研,陈武在返回南宁列车上再次主持召开全区高铁建设现场办公会,就加快推进高铁建设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2013年12月28日12时15分,桂林-北京西G530次高铁列车准时发车。陈武在是次发车仪式上表示,今后几年力争继续开工一批关系发展全局的铁路项目,充分研究利用高铁时代带来的新机遇新优势,为富民强桂做出更大贡献。

  在马年春节前,广西连续开通运营5条高铁,高铁运营里程达到1067公里,占全国十分之一,一跃而入高铁大省行列。

  随着南宁-广州高铁和贵阳-广州高铁(途径广西桂林、贺州)将在今年建成,未来广西将以南宁为中心,建成“12310”高铁经济圈,即1小时到达南宁周边城市,2小时通达全区设区市,3小时通达周边省会城市,10小时左右通达国内主要中心城市,建设贯通东部、西南、中南,连接国家沿海铁路的货运大通道,铁路将以更大力度带动广西经济加速。

  广西发展相对落后,要实现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构建开放发展的新的战略支点的目标,前提之一是要把经济总量做上去,“广西速度”必不可少。

  陈武长期在经济管理部门工作,“很懂经济”,而哲学专业出身使得他擅抓主要矛盾,擅抓重点,不贪大求全。

  2013年5月13日在广西全区项目投资暨重大项目联合审批会议,陈武坦言,经济下行压力大,已是多年来所少有。广西在此背景下,要保证稳中求进。最关键还是抓项目抓投资。

  下基层调研时,几乎每个地方都会向自治区喊困难“要钱”,但做过自治区政府秘书长这个“大管家”的陈武总是非常谨慎,要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

  在不同场合,他一再强调 “不摊大饼,不撒芝麻”,要求各市州集中力量抓一个重点园区建设,自治区政府给予相应的支持,争取做一个成一个。

  2013年12月26日,广西召开全区经济暨城镇化会议,陈武说,“我们要紧握发展这一总钥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前提下,继续努力做大经济总量。没有总量不行,道理很简单,头发稀少,谈不上梳什么发型,头发多了,才好设计最美的发型。”

  广西自治区党委书记彭清华如是评价陈武:“抓工作思路清晰,重点突出,在发展规划制定、产业布局安排、重大项目建设以及产业园区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2013年,中国经济经受复杂形势考验,但广西成绩单上,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速依然保持两位数。

  2014年1月16日上午,陈武作《政府工作报告》述职数据显示,2013年广西全年地区生产总值1.4万亿元,增长10.3%;外贸进出口总额328.4亿美元,其中出口增长20.9%;工业企业利润700亿元以上,增长25%。

  数据显示,2013年广西全区公共财政用于民生领域支出2402.2亿元,占公共财政预算支出75.3%。

  2014年1月23日,广西召开全区教育发展大会,陈武给予非同一般的重视,为此连续召开四次座谈会,分别针对中小学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并专门听取研究教育厅的工作汇报。陈武表示,要以改革创新全面振兴教育,未来4年筹措1000亿元以上资金,新建1000所以上的学校,从根本上解决广西教育总量不足的问题。

  作为土生土长的广西壮族人,陈武对家乡怀有深情。对于扶贫问题,陈武更是须臾难忘。

  河池市都安瑶族自治县是陈武蹲点单位。2013年8月2日,陈武深入都安县大石山区的村屯、农户、园区、企业,了解群众生产生活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征询做好新一轮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对于都安农民进城创业园的发展,他说,要让群众“搬得出、稳得住、富得起”。

  对于同为旅游大省的云南,陈武毫不自谦:“他七彩我八彩,因为广西的旅游资源太好了,我们没有理由不把广西旅游产业做好。”听者无不感受到陈武对于发展好广西旅游的强烈自信心,以及对家乡广西的爱意。

  正如彭清华所言:“陈武是广西成长起来的优秀少数民族领导干部,他一直在家乡这片热土上工作,对全区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

  去年10月,习在出访东盟时提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

  中国和东盟已建成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由贸易区,中国连续4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

  古代,广西就参与创造“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辉煌,合浦曾是始发港之一;今天,作为中国—东盟合作的最前沿、桥头堡和主通道,广西正矢志谋划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新门户和新枢纽。

  陈武表态,充分发挥广西在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的独特优势,主动作为、勇于担当,为实现中国—东盟新繁荣贡献力量。

  在今年地方两会上,陈武明确举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暨第8届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

  天时、地利、人和,秉承得天独厚区位及后发优势,相信陈武会续增八桂之地更多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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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习李新政”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郭树清——这位多年来在经济领域表现卓越的“能工巧匠”,从中央空降齐鲁大地,被冀望解决山东“大象经济”结构的体制顽疾,给山东经济体注入更多新鲜血液。

  以“大象经济”著称的山东,虽然实力不俗,但经济结构偏重,国资氛围浓厚,资本化和证券化程度都较薄弱。如何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让笨拙的大象跳出轻盈的舞步,是山东省历任执政者孜孜不倦的老课题。

  外界认为,这些有望在郭树清掌舵后出现改观。法学博士出身的郭树清,其从政轨迹主要在中央部委,拥有高层思维和全国视野,决策行事雷厉风行。在国家体改委的工作,奠定了他从体制层面进行“顶层设计”的能力;在央行、外汇管理局、建行、证监会任职,使其在经济领域拥有了厚实的资源和能力;担任贵州副省长的履历,让他不缺少地方治理经验,这些将有助于他在省域经济结构里打造出产业“航母”。

  这位新“鲁班”从上任初,就颇受外界期待。“来到山东工作,我就是山东人,我将夙夜在公、尽心竭力。”郭树清在任职演说时,公布了自己的施政理念,“按照中央‘一张蓝图绘到底’的要求,我一定要在以往发展的基础上,努力把山东经济社会事业推上新台阶。”

  知易行难,给这个富可敌国的经济大省“把脉、治病”,绝非一腔热情或一句口号即能奏效。上任后,自称“山东人”的郭树清,迅速进入了角色。履新十几天后,郭树清就展开了高密度考察调研,为执政方案出台做准备。半年多时间,他走遍了山东几乎所有地市,考察调研涵盖面极广,把脉山东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同时也频繁接洽多位金融业高层,为在更高层面施展拳脚打好基础。

  虽然山东经济近年来表现不错,稳居前三甲,但盘子庞大、结构偏重、活力不足的问题,严重制约着发展方式的转变,在东部发达省份的竞争中,山东已经落后于广东和江苏等省份。如何让这个经济大省实现经济数量和质量的双重“逆袭”,考验着这位“成名已久”的经济“老工匠”——山东改革的“新鲁班”。

  郭树清深知山东经济的弊病所在,在基层调研时,他多次强调“转方式调结构、发展民营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对增强山东经济活力的重要性。

  在充分调研考察的基础上,郭树清很快就拿出了第一份施政方案,即在全国引发持续轰动的“山东金改”。早在调任山东的消息传出后,舆论就曾普遍猜测,郭树清将利用其金融背景和广阔资源,解决山东金融产业落后的难题。也正是由于在金融领域的强力改革,让他成为2013年新任省府班长中尤其耀眼的一位。

  2013年8月7日,郭树清力主推出了盘活山东经济运行的“杀手锏”:《关于加快全省金融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这一新政被业界解读为“金改22条”。这距离郭树清成为山东代省长的3月29日,仅仅过去了131天,这种改革的速度与力度背后,是山东金融业不容乐观的状态。

  这位金融行业的“老工匠”希望以产业结构为标尺,以金融改革为工具,让重工业为主的山东转型为重工业与服务业匹配、政府主导与市场内生动力相平衡的现代经济大省。

  “金融新政”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改革,但金融业孱弱的山东急缺专业人才,新政布局需要更多配套改革。为此,郭树清疏通中央和山东的干部交流渠道,启动了金融改革的配套人事政策。中央金融部门干部到山东挂职,山东选派多名干部到中央挂职;更务实的是,郭树清给地市都配备了一位懂金融的副市长。分析人士认为,拥有证监会任职经历,金融系统资源也同样丰富的郭树清应该为这种干部交流提供了条件。

  作为落地政策,山东多个地市在去年12月密集出台了相关金改政策。截至目前,潍坊、日照、聊城等多个地市均已推出金融改革方案,地方政府在鼓励上市方面出手阔绰。山东金改的力度之大、导向之准,在金融证券行业产生了巨大影响。而这些改革方案,均为郭树清从金融系统挖到的爱将——各地市的金融副市长,负责起草的“大作”。

  在金融改革之外,郭树清肩负着更多经济社会发展重担。深化与日韩开放合作、推进国企改革、调整过剩产业、筹备青岛自贸区等,郭树清给山东工业制定了整套改革方案,并在有力推动全面改革的落地。

  在今年1月的地方两会上,郭树清交出了履职山东省长第一年的经济答卷,全省2013年经济增速估算为9.6%,山东经济增速在落后7年后追平了江苏。“服务业比重偏低,工业结构过重,企业创新活力不足。”郭树清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列出了成绩外的不足,依然是这些老问题,而且这些顽疾已然影响到了民众生活。青岛中石化管道爆炸、雾霾天气持续,均暴露出资源、能源消耗型工业结构对社会生活的新挑战。

  在中央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年,郭树清治下的山东,也将以金融新政为抓手,在深水区攻坚更多体制顽疾。他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关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等单列出来,出具了更详细的改革方案。

  在“郭氏新政”之风吹遍齐鲁大地时,金融业、服务业、创意产业等将借助改革的市场化力量,给山东的工业结构注入更多创新性“血液”。郭树清,这位山东金融领域的新“鲁班”,将给传统、厚重的山东形象,带来更多新的活力;而他所力倡的改革新政,或将在其未来的从政道路上,成为最具郭氏色彩的靓丽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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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2006年,当上海正在快马加鞭筹备世博会时,当陆家嘴的环球金融中心正如火如荼建设时,9月份陈良宇的东窗事发,使沪上陷入了政治经济大地震。上海未来向何处去成为主政者们思考的大题。

  现在的上海市市长杨雄,当时还是副市长,连市常委还不是。到了2012年十八大,随着韩正转正,市长的位置待补。年届60,非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甚至都退出市常委序列的杨雄,在人们认为他要退居二线日意外当选为代市长。五天后,杨雄便以代市长的身份现身屏幕,发表2013新年贺词。

  2013年对于改革中的中国而言,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对于上海这样一座在中国无论政治和经济地位都举足轻重的城市,同样如此。后世博会时代的上海,再次面临一个发展的瓶颈期。撇开其他不谈,单论GDP增速,上海已连年排倒数第一,世博会所带来的发展红利正在逐渐消失,但体制机制仍在制约经济结构的调整,四个中心的构想一直未能实质性展开,而人口爆炸又使得城市管理面临空前挑战。

  如高层所言,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生。2013年,上海也到了不改革就无法推进的时刻。那么,对于这座大都会的市长,杨雄在这一年里又做了些什么?

  杨雄这一年的作为,基本上以四个中心建设为主线索,以上海自贸区为核心展开。我们知道,自贸区一个首要的功能就是作为对外开放的新窗口,具有空前的国际性。因此,对外企代表和外宾的接见成为2013年里杨雄重要的功课。据粗略统计,从去年2月到今年农历新年到来之前,杨雄共接见外企代表和外宾多达20次。以接见瑞士驻华大使探讨双方的金融、生物制药合作为始,又以会见瑞银集团代表为终,再次表示加强与本地企业合作,在参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这些外企外宾代表涉及的行业领域,可谓包罗万象,有医疗保健、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生物制药、IT服务、低碳节能、汽车、管理咨询、化妆品等。虽然涉及面颇广,但都与上海的产业转型升级息息相关。当然,这其中提及最多的还是金融,金融中心既是自贸区的核心改革领域,也是“四个中心”建设之首。这也就不难理解每次会见外宾,杨雄总是推销一番自贸区带来的种种机遇,以带来双方的共赢。

  除了外资外企的支持合作,本土民营企业同样必须在自贸区建设中担当重任。去年10月20日,杨雄与本土14家民营企业的代表座谈。“上海要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和科学发展先行者、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发挥示范作用,一定离不开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杨雄在座谈中如是说。而在自贸区扩大开放金融、航运、商贸、文化、社会和专业服务等六个领域过程中,民营企业也将获得更多商机。而在一周之后的10月26日,杨雄又陪同各国企业家中的市长咨询顾问们参观了杨浦创智天地,三亚赌城这是沪上中小企业创业创新的孵化器,是未来上海中小企业成长壮大的基地。

  有人会问,外企民企之外,对于国企,杨雄在过去一年有哪些动作?实际上,过去一年,对于国企,无论市委书记韩正还是市长杨雄,都没有太多面对面的接触。杨雄唯一一次直接与国企代表会见,还是今年1月28日春节前夕,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在张江落户第二总部,并与本土张江集团共同参与临港地区开发建设。临港新城是目前上海的重点开发区域,既是目前自贸区的重要组成,也是未来自贸区扩张的首选储备地块。

  对于国企,上海的高层把更多精力放在了制度推进上。在今年1月6日会见新加坡淡马锡客人时,杨雄介绍了上海正在进行的国资国企改革。这一轮改革的核心关键词是混合所有制,淡马锡模式的核心理念是以政府部门控股的却又充分给予企业投资自主权,以达到无为而治。而这正是上海国资国企改革中值得学习、也颇具可操作性的榜样。

  与新加坡的合作随着上海国资国企的推进有了更深层次,而与另一个华人社会台湾的合作同样由来已久。长期以来,因为两地历史上的渊源,以及金融作为发展名片的类同,上海和香港的合作似乎更为人瞩目。但经过去年自贸区成立的效应,沪港间的竞争意味在外界看来变得更占上峰。最近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上海首次超过香港成为中国最具竞争力的城市。

  而沪台之间,合作一直是主流。在上海工作居住的台湾人多达几十万,而沪台之间无论经济总量还是人口都相近,生活水平相当。台商在大陆投资,首选的地区就是上海。因为这样深厚的基础,杨雄作为市长过去一年在沪台合作领域也做足了功课,与副主席黄敏惠、台北市长郝龙斌、台湾地区前副领导人萧万长都进行了会见。在今年初上海两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杨雄还称,“上海已与台湾自由经济示范区建立合作交流机制,通过交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促进发展、共同繁荣”。在自贸区的带动下,沪台合作势必迈上一个新台阶。

  上海自贸区属于上海,更属于中国。从民国时期的旧上海,到社会主义时期的新上海,2013年或许是打造一个新新上海的开始,以引领一个新新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作为一棵扎根本土的“老树”,杨雄在上海这个历史性大转型的关口,正在开出“新芽”。在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接受官媒专访时,杨雄说:“我生在上海、长在上海。我和这个城市同呼吸共命运。我觉得有责任把这个城市建设好、管理好,让市民能够不断地改善生活状况。现在就是认认真真把眼前的工作做好,在任期里面能够扎扎实实为上海人民,为国家多干一些实事。”

  伴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布局和2014两会的来临,上海作为中国经济的龙头,正在还原她的梦想和传奇,又一出大戏的帷幕正在拉开。如果我们希望让她承担中国,让她承担世界,那就给她充足的时间。对于这座魔都的行政主官,杨雄同样需要充足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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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中部崛起”概念提出26年周年;支持“中部崛起”的中央10号文件出台的第8年;同时,也是王国生接棒李鸿忠担任湖北省长的第4年。而这四年也是湖北作为中部旗手省份,引领中部崛起最快的四年。

  常言道,治大国如烹小鲜。对于复杂中国而言,一个省份的治理难度已不亚于治理一国。作为一省政府首长的王国生宛若湖北的行政总厨。于王国生而言,颠好湖北勺就能做好中部崛起菜,进而为中国发展这道大宴席添上亮色。

  对于湖北之于中部崛起的地位,时任总书记有过十分准确的评价:“湖北要成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湖北不仅是“中部崛起”概念的最早提出者,也是中部发展的旗手省份。中部的崛起与发展可以说是与湖北的发展密切相关。由湖北发展而中部发展,壮中国崛起之腰,健发展之行。

  武汉是什么?在中国的地位坐标上,其因为交通便利而被称为“九省通衢”之地。在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中则将之称为“沟通大洋计划之顶水点”、“略如纽约、伦敦之大”。早前就曾有“大武汉”与“大上海”并称的局面。

  至少在三十多年前,“大武汉”以及湖北,还能在各省市的排名中位居前列。不过,现今的湖北则以赶超者的身份出现。武汉依然大,不过不能算上强。曾与之比肩的“大上海”不仅依旧大,还愈加强——位列五大国家级中心城。武汉的写照实际上就是湖北乃至中部的写照,与中部崛起口号相对应的则是一段“中部塌陷”的时期。

  在“大上海”迎头赶上,乘改革之风而高飞的时候,武汉乃至湖北似乎却遭遇一段“迷失”期。这一状态直到本世纪初才有所改观,彼时正是主政湖北时。也是目前湖北唯一一名由政治委员兼任省委书记。

  在当政期间,国家的政策开始逐步向中部倾斜和支持。2004年3月5日,在当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中部崛起”概念。这是“中部崛起”(1988年率先由湖北提起)这一概念首次得到了中央层面的支持。2006年,中部崛起则被纳入国家的战略层面——《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

  对于中国发展而言,有过两个大局的论述:“一是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较快地先发展起来,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是沿海地区发展到一定时期,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内地发展,沿海地区也要顾全这个大局”。目前而言,中国正在由第一个大局走向第二个大局。

  在第一个大局中,中国的经济和发展水平站了起来,积弱走向强盛。中国正在以一个巨人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中国这个巨人要想能走得正、走得稳,中国经济要想协调健康发展,“腰板儿”直是关键,而这个关键就在中部这个中国的腰部。“壮腰”则与湖北的发展息息相关。

  对于湖北发展所面临的机遇,王国生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以“四期并存 五局汇聚”来描述。四期即:“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中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期;区域发展进入格局转换期;湖北发展进入黄金增长期”;五局即:“一是改革开放的‘棋局’轮到湖北;二是国内外经济格局的转变凸显湖北;三是中央布局器重湖北,给湖北带来布局优势;四是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战略体系‘谋局’湖北;五是中气十足的‘势局’效应激活湖北 ”。

  相比其他中部省份,湖北有着许多先天的优势,比如有良好的工业基础、高校人才资源等等。湖北当下宛若崛起中的中国一样。此外,湖北各地区成分的复杂程度也与中国类似,有武汉这样的区域中心城市,也有“一红一绿”两个实验区(大别山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和武陵山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

  由此看,湖北之复杂恰如中国之复杂,湖北可以做为中国发展新时期的样板。不过相比以往时期,“中部崛起”正逢中国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现在,中国已经有了足够的财政基础以为底气,发展第二个大局。

  湖北的发展所遇到的曲折并非资源禀赋方面的劣势,也非具有先天不足。湖北发展的迷失是路径与方法的迷失,不过这也给了湖北在新时期以新机遇。湖北的发展、中部的崛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第一个大局发展时期一些诸如污染之类的弯路。此外,注重生态环境也是对于湖北的一种硬约束,南水北调中线就经过湖北。而中央将湖北作为“两型社会”的试验地也是基于经济发展和生态平衡的双需求。而这样布局也必将促使湖北发展更需要环境的和谐。对此,王国生亦有明确的认识:“后发展地区有自己的优势,湖北将注重吸取其他地区经济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会更加注重资源的有效合理利用,更加注重节能减排,更加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不去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

  而这也在湖北的治理政策上得以体现。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以往的“两圈一带(武汉城市圈、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湖北长江经济带)”转变为“二圈二带(武汉城市圈、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湖北长江经济带及汉江生态经济发展带)”。

  湖北的发展不仅与其所具有的资源等禀赋有关。湖北还具有政治禀赋。李克强在十八大后首次离京考察选择了湖北。而习则把与三中全会有关的“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选择在湖北武汉召开。会上,习提出了改革的六大重要问题。这种政治禀赋可以回溯至邓公南巡,湖北武汉即是南巡首站。而现任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宣讲团中唯一的省委书记,这对于湖北打好政策牌,借好全会力有着莫大的裨益。

  此外,湖北始终扮演着概念创造者的角色,并以此为契机将之化作政策优势。26年前,湖北首提中部崛起概念。而过去一年,湖北则将打造“中三角”作为自己概念创造的新着力点。2012年时,李鸿忠就曾向中央建言将构建“中三角”上升为国家战略。湖北欲将“中三角”打造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四极。

  为此,湖北省还与国家级智囊社科院联动谋划“中三角”概念。2013年12月29日,李鸿忠与王国生会见了社科院院长王伟光。双方商定,将长江中游城市群(简称“中三角”)发展作为中国社科院和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的重大课题开展研究。通过社科院这一国家智囊打造“中三角”,若能真正上升为国策。那么概念运作者湖北将会在政策等多方面掌握主动。

  4年前,王国生刚履行湖北时曾对采访他的记者有着这样的表述:“她是千湖之省、鱼米之乡,美誉确实应该归她。境内江河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真是名不虚传。在这样一个地方我觉得可以做更多更美的文章”。

  经过四年的治理,湖北的GDP已经进入了中国省份的第一集团。此外,湖北今年在多个指标上突破了万亿大关,诸如湖北装备制造业首次突破万亿大关、工业增加值首次突破万亿大关。这个成绩单还是在湖北开局不利的情况下完成。湖北今年的经济走势经历一个波动之后划出了一条漂亮的增长线——“一季度大幅下滑,二季度站稳脚跟,三季度开始回升,四季度总体向好”。

  当然,湖北的发展也尚有美中不足的地方,即投资拉动的比例还是较高。去年,湖北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占据了GDP的81.79%(60%-70%比较合适),位列中部六省的第二名。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主要依靠消费的拉动,投资比例过高容易产生各类与经济转型诉求不符的负面效果。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上,可以看到王国生对于湖北治理上的布局。简而言之,笔者认为可以将其概括为两个巩固,一个增量。湖北转型趋势势头更加猛烈。

  在王国生治理湖北的4年间,我们可以通过数据对比看到六大高耗能产业对于湖北经济的权重逐步下降。同时,与经济转向密切相关的指标则增加,例如国家级高新区增加到5个。东湖高新区综合排名跃入全国三甲,其中知识创新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居第二位。湖北将继续巩固在涉及经济产业上的优势,譬如生物医药等高科技产业。湖北武汉联想基地也在去年投入生产。省委书记李鸿忠还与王国生到基地调研。

  湖北的另一巩固则是将继续巩固湖北在汽车等制造业上的优势。湖北在制造业上的优势也具有历史传统的。东风汽车即是创办于1969年骨干汽车企业。在未来,湖北则要继续巩固汽车产业的产业集群优势。李鸿忠和王国生有多次活动就与车企有关,包括到访车企、见证签约以及会见企业相关领导。此外,钢铁行业也依旧受到湖北高层的重视。

  而航空业则是未来湖北布局的增量项目。固然湖北武汉有九省通衢的优势,但是2013年武汉天河机场的客流量排名仅为13名,这与其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地位极不相符。九省通衢强化了湖北陆路交通地位,但也削弱了湖北在航空交通中的地位。这也是湖北正在着力改善的。2013年12月14日中午,华彬投资(中国)有限公司与湖北省发改委就共同推进湖北省通用航空产业发展,在武汉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湖北省十分重视这协议的签署,李鸿忠和王国生均出席见证。

  中部崛起看湖北,湖北振兴则要看武汉。王国生对于武汉这道菜的经营也是颇为用心的。以武汉为基础振兴湖北经济,是其十分看重的一条发展脉络。“一主两副”的布局正是在其任内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2011年年初,时任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国生在所作的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湖北将按照“一主两副”的总体格局。

  在去年,官方进一步运作武汉概念。武汉是第一个提出打造国家级中心城市的区域中心城市。去年11月,武汉发改委发布了《2012-2013年武汉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发展报告》。这是全国首份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发展报告。按照这份报告的设想,武汉将成为引领中部发展旗手城市——“2031年至2049年,将武汉打造成为全球性的创新中心、文化之都和重要的世界性城市,引领长江中游城市群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圈”。

  基于上文的分析和梳理,可以看出湖北官方屡屡提及的“跨越式发展”并非空言。湖北凭借其资源禀赋与政治优势,完全可以完成跨越式发展,这种“跨越”跨越的不仅是发展的量,更跨越的是发展的模式与质量。由武汉而湖北,由湖北而中部,再由中部到中国,这个发展链条能否真正启动并触发经济发展联动都将系于“行政总厨”王国生能否掌好湖北经济发展这个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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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中国的经济版图,东部沿海地区在改革大潮中独领风骚、西部大开发的大手笔让世界惊叹、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计划让新中国的工业摇篮再次焕发勃勃生机。面对大江南北巨浪澎湃的区域发展景象,曾经被认为“中部塌陷”的中部六省,也在“中部崛起”战略的推动下蓄势突围。

  地处中部腹地的河南曾被认为“观念保守”。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战略,河南正冲破内陆意识,以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站在全国大局中谋划河南经济社会发展。按照全面实施建设中原经济区、加快“中原崛起、河南振兴”的总体战略,河南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为抓手,阐释了其在中国经济“ 第四级”中的角色。

  很长时期,河南省政府都在思考,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河南该怎样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在中国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内陆省份改革开放的环境下,河南又该怎样构建开放创新的高地;而在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进程中,河南又该怎样发展自己的比较优势?

  最后,一个融合产业转型升级、区域发展、新型城镇化道路探索、科技进步和交通方式的革命性变化的综合性实验区域,形成了河南郑州航空港区的雏形。

  去年3月7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发展规划(2013~2025年)》(下称《规划》)的文件得到国务院的正式批复,这标志着,郑州航空港区成为全国首个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航空港经济发展先行区。在《规划》中,河南省对郑州航空港区的战略定位是,将后者打造成为国际航空物流中心、以航空经济为引领的现代产业基地以及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现代化的航空都市和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极。

  去年4月3日,也就是谢伏瞻履新的第二天,他的“首秀”便是向全球推介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在谢伏瞻看来,415平方公里的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既是构建中原经济区的战略突破口,又契合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和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更为像河南这样的中部地区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探索新的途径。

  除了航空港区的顶层设计,优良的空域条件和联动的产业基础也让谢伏瞻底气十足。

  地处中国腹地,河南省具备了发展航空港经济的基础和条件。一是区位交通优势突出。郑州航空港地处内陆腹地,空域条件较好,一个半小时航程内,可以覆盖中国2/3的主要城市和3/5的人口;郑州机场正规划建设4条以上跑道,2012年的货邮吞吐量增速居中国大陆大型机场首位,每周全货机航班居中西部主要机场第2位。以郑州为中心“米”字形布局的高铁网正在加快建设;高速公路通车里程5830公里,所有县城均可20分钟内上高速公路。再加上陆空对接、多式联运、内捷外畅的现代综合交通体系日趋完善,航空港具备了货物集疏的物流成本和时效成本优势。

  二是产业基础和发展态势良好。随着一批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航空运输等企业加快向郑州航空港集聚,美国联合包裹、俄罗斯空桥、富士康等国际知名企业已进驻发展,郑州已成为全球重要的智能手机生产基地;航空枢纽建设和航空关联型产业互动发展的良好局面已初步形成。

  三是开放条件不断完备。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保税物流中心、出口加工区、铁路集装箱中心站的集中布局,口岸功能不断完善,各类园区与航空港联动机制初步建立,加上郑州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即将启动,开放型经济逐渐成为郑州航空港区的重要经济业态。

  继海运、天然运河和铁路、公路引起的全球性经济浪潮,现在,航空运输已经成为提升国家和区域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航空港经济日益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谢伏瞻正借助航空港区,助力豫州起航。

  “担任一个一亿人口以上的省长,我感到责任重大,使命光荣……”2013年4月2日,在河南省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谢伏瞻全票当选。

  谢伏瞻在当天发表履新感言:“为全省人民谋福祉,为中原崛起、河南振兴贡献自己的全部心血和力量。”他承诺,要为实现中国梦、中原梦和每个人心中的梦想,团结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

  “空降”河南前,谢伏瞻曾是中央高层核心智囊机构之一的国务院研究室主任。他参加过党的十七届四中、五中、六中全会文件和“十二五”规划纲要的起草工作,组织起草了2009年至201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学术界评价他“做过经济研究,又在国外留过学,对宏观经济十分精通。”

  以富士康为“头雁”, 郑州航空港区抢抓机遇正以电子商务、现代物流和交通网络、互联网和信息消费、金融结算等新兴业态,围绕国际货运中心布局中原经济。

  此后,美国UPS、联邦快递、DHL、菜鸟科技等物流巨头;中兴通讯、中国联通为代表的通信集团 ;京东商城、当当网、阿里巴巴和亚马逊等电商名企;以东航、南航等为代表的货运航空公司纷纷与航空港建立长期战略合作。

  梳理谢伏瞻的履历,他此前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宏观经济政策、公共政策、区域发展战略和企业改革等,并在1991年、2001年两获孙治方奖。彼时,大公网发表署名文章称,孙治方奖在中国内地享有盛誉,获奖者都是经济学领域的权威学者,两次获奖者更是凤毛麟角。

  国家行政学院一位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谢伏瞻的学者背景有利于他清晰地抓住河南省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和主要矛盾,并对症下药。

  现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在新任省长谢伏瞻的带领下,河南有望凭借以航空港为核心的交通优势和近两亿人口的大市场,成为中原崛起的桥头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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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说在中国农历马年第一个月里哪个省的受关注度最高,答案只能是岭南大地广东了。因为东莞掀起的波澜,上下都在讨论省委书记坚决扫黄的指示,以及公安部门的大规模行动。但作为省长的朱小丹,在这里则没有太多表态。作为省长的他,有着其构建经济合作,促进产业升级,平衡广东发展的重要职责。

  众所周知,广东是中国最早进行城市改革开放的省份,是目前中国经济总量和人口都排第一的大省,是从古至今的对外贸易第一大省,但也是区域发展不平衡非常明显的省份。作为这样一个复杂省份的省长,朱小丹有着绝大部分省长不具备的优势。据统计,内地22省中,只有五省的省长是本土官员。除广东外,还有辽宁、四川、宁夏、浙江。但这四省无论政治地位、经济总量还是人口,都远不及广东。朱小丹在粤40余年未离开一步,其对省情了解之深是绝大多数广东高层领导无法相比的。从朱小丹过去一年的作为,我们可一窥广东的发展思路。

  在东莞扫黄期间,有一幅百度大数据图被广泛转载,显示扫黄行动后几小时内东莞人口流出情况。其中东莞到香港的人占比最高。这虽然是个噱头,却也侧面反映了粤港之间的紧密联系。历史上香港本是广东一部分,在“九七”之后,两地之间虽仍有龃龉,但广东的飞速发展与港珠澳大桥项目的顺利推进,双方合作已是挡不住的大趋势。

  在2013年,粤港合作自然成为朱小丹工作一个关键内容。在年初与省委书记共同会见中联办主任张晓明与香港特首梁振英外,最重要的场合是在9月16日的粤港合作联系会议第16次会议上。2013年是《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签署十周年,因此这次联系会议显得意义重大。这次朱小丹与梁振英的会面,可以说将粤港合作推向了一个全新高度,把能涉及的合作领域都涵盖了。

  例如人们关注的粤港澳自贸区,朱小丹明确了与上海自贸区的不同定位,即聚焦珠三角区域性发展,并重在发挥香港优势,充分利用前海、南沙、横琴三个重大平台实现互惠互利,以在2014年率先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目标。“机遇可见,前景可期,大有可为”,朱小丹如此形容粤港新一轮合作。作为回应,梁振英也表示,在内地香港与广东的合作范围最广。成果也最明显,对于自贸区将“积极参与、共同谋划、互惠互利”。

  与其他沿海省市一样,作为省长的朱小丹也注重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接触与合作。在2014政府工作报告里,朱小丹也提到广东要加快培育一批超百亿千亿的民企。过去一年里,朱小丹在广州、佛山、肇庆等地多次视察当地民企,在年底还与雷军等电子商务的IT人士开座谈会。对于外企,联邦快递的现代物流,汇丰银行的高端金融,到喜威集团的清洁能源,朱小丹的外企会见名单中同样充满着产业转型升级、可持续发展等关键词。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除民企外企之外,朱小丹过去一年与国企打交道密度也相当大。从年初会见中国南车总裁,到今年春节前夕会见中国电信董事长,朱小丹与央企国企负责人会见达10余次。其中,与中国电信就有三次,大唐集团两次,其他还有宝钢、中海油、农业银行、中核集团、交建集团等。通过与这些央企国企的接触可以看出,朱小丹重视国资对广东信息化建设、新能源清洁能源、交通、金融等领域投资。作为传统的外贸大省,广东的第二产业中的装备制造业和第三产业中的高端产业一直有待提高。国资力量的基础,使得广东能在这些领域的产业升级在短时期内得到质的提高。尤其是信息化建设,朱小丹曾表示,“信息化是广东未来发展的大战略,对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和转型升级具有重要引领和带动作用”。因此,不但在接触国企中,朱小丹在多次会议与视察场合也反复强调信息化建设,例如部署推进省农村“信息化”,发展信息产业,建设物联网、云计算、宽带城市群等。

  前文提到,广东虽为经济与人口第一大省,省内区域发展却甚不平衡。相比珠三角城市群的发达,在外围的粤东西北大部分地区仍处于穷困状态。过去一年,朱小丹不只在一个场合提到,要促进粤东西北振兴发展。在粤东,朱小丹视察了汕头、汕尾、梅州等地,并会见福建省长苏树林以加强海西经济区的粤闵合作;在粤西,朱小丹到访了湛江、肇庆、提出加快推进泛珠江经济带规划建设,强化粤桂合作。于是,对内对外两个方面,向东向西两个方向,朱小丹对粤东西北地区发展的布局在平衡中行进。

  笔者在梳理资料中还发现一个细节,即中德金属生态城的建设。这个生态城在去年2月落户于粤东的揭阳市。此后,朱小丹在多个场合与金属生态城互动。先是在4月再次与德方代表会见,接着在11月会见广东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经济顾问时又提到金属生态城,在12月还专门出席了中德金属生态城创新发展探求座谈会。之所以会关注到这个细节,是因为这个试验性质的生态城几乎包含了广东省未来的主要发展思路,即对外开放合作,产业突破升级,中小企业创新,区域协调发展,以及低碳环保可持续之路。朱小丹曾提出建设全国绿色生态第一省,因此这一座生态城,可以看成是观察广东省未来发展道路的缩影。

  在农历马年的第一个工作日,朱小丹到粤东调研,再次来到了金属生态城。在新的一年里,朱小丹这位本土成长起来的官员,在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岭南大地,将继续展现自己的不俗身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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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任浙江省省长李强是为数不多执掌本地的省长。十八大后,李强接替出任省委书记的夏宝龙,成为浙江的新省长。熟稔于本省,成为李强执掌浙江省府一大优势。李强固然是一名新省长,但在其履新省长一年中则展现了“老道”的措施,而这就是其基于其对浙江的熟稔。

  生于1959年的李强是浙江瑞安人。自其出生起,李强没有离开浙江生活、学习和工作。李强生于浙江,仕途也达于浙江。这种履历在现任31省省长中属于较为罕见。

  追溯李强的履历,其仕途起步就在老家瑞安——瑞安县莘塍区团委负责人,此后他又担任瑞安县团委书记。李强的履历在浙江干部中亦算较为丰富,兼具地方和省内机关的双重工作经验。李强曾在金华和温州两个重要的地级市工作过,尤其是还曾担任过温州市委书记(2002-2004)。在李强担任温州市委书记期间,其着力打造“品牌温州”工程。以此提高温州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和形象,不断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同时,他也力促“温州制造”向“温州创造”的转型。

  在2004年离开温州,李强的履职岗位都集中在省委机关,先后担任省委秘书长、省委副书记等职务。在李强担任省委秘书长期间,他还曾与现任总书记习有过工作交集。彼时,习担任浙江省委书记。

  2013年,在浙江生活工作已经54年的李强成为家乡省份的省长,并由此发轫带领浙江迎来新转型。在浙江面临新转型之际,选择这样一位熟稔本省的家乡干部无疑是一个好选择。

  李强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名字有一字之差,两人也能在同一个问题上找到共鸣——简政放权。在李强履新后的第一个全省级别大会就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会议。

  在李强上任伊始接受记者联合采访时,他就曾表态: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切入点和突破口,推进政府自身改革建设,目的是让政府权力运行更规范,让政府服务更有效能,让群众和企业办事更方便,努力营造最优发展环境。

  浙江是一个靠创造服务型政府和宽松政策环境而崛起的省份,李强再次把审改作为浙江新转型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李强也将此作为自己的为政目标,行政审批也成为他理解中要啃的硬骨头。在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李强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曾表态:“我们的目标是,以减少审批部门、审批事项、审批环节、审批时间的“四减少”为核心,努力把浙江打造成为审批事项最少、办事效率最高、投资环境最优的省份之一”。

  打造服务性政府的为政思路,在李强主政温州是就有所体现。在主政温州时,李强曾力推“效能革命”,全力打造政府服务品牌。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要“创造一种公平公正公开、宽松宽厚宽大的政策环境,创造一种提速提效提质、周到周全周密的服务环境”。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头年,思考转型的不仅是那些处于后发位置的省份,也包括浙江这类长期位居前列的省份。浙江发展到今天也面临着自身的转型之惑。浙江面临着三个转型:生产模式的转型、环境治理的转型以及金融转型。而这个转舵的重任就担负在浙江人李强的肩上。

  站在经济发展的新起点,想要继续走在前列的浙江,亟需摆脱过多依赖低端产业、过多依赖低成本劳动力、过多依赖资源环境消耗,亟需加快调整不合理经济结构,实现浙江经济再腾飞。对此,李强祭出的药方就是“四换三名”,“四换”为:腾笼换鸟、机器换人、空间换地、电商换市;“三名”则是:大力培育名企、名品、名家。作为曾主政温州的省长,李强比其他人更清楚浙江的转向应该向老“温州模式”作别了。

  与“四换三名”相对应的就是生态层面的转向,落实到政策层面就是“五水共治”。2013年,浙江省委十三届四次全会提出,要以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为突破口倒逼转型升级。此前,落后的生产模式让浙江在环境层面欠账颇多。而“五水共治”正是为了应对这一欠账。

  在处理浙江转型问题时,金改也是个绕不开的话题。温州金改的成败与温州乃至浙江的实体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融资成本等问题,实体经济空心化的程度已经十分严重。以温州为例,一些传统优势产业出现萎缩,制鞋业2003年有一定规模的达4000多家企业,如今降到3000家左右;紧固件行业,几年时间也消失了1000多家企业;金属打火机,鼎盛时有500多家企业,如今只剩下几十家了。

  浙江温州曾因为民间信贷危机而让许多小微企业濒临绝境。金融发展是关乎浙江转型的“硬货”。不过正是由于发轫于2011年的那次危机,使得温州因祸得福。这直接促成了这次国家层面的金融改革试验区落地温州。2012年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引导民间融资规范发展,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全国金融改革提供经验。

  不仅是政策,中央层面还为浙江“配置”了一名金融副省长。早于李强履新浙江省长,证监会主席助理朱从玖便于2012年5月空降浙江,成为主管金融的副省长。据媒体报道称,从组织考察到朱飞赴杭州,整个过程不到半个月。如今温州金改又迈出了新一步。今年3月1日起,《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正式实施,由此民间借贷也获得“合法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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